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72]
前两条是从事理出发疑《周礼》:其一,它烦琐,不可能行得通。其二,秦汉以来,尽管有因有革,但大体是行秦制。其三,说明后世按《周礼》行事,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王莽、宇文周都是企图按《周礼》变革,结果是“莫能兴”、“以取乱”。
不幸的是欧阳修言而有中,王安石重演《周礼》的一幕。熙宁新政的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王安石的历史观找根源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定的史学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王安石一方面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他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进行变革;但是他又确实是企图从《周礼》中寻找革新的方案。他说:“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73]新政的蓝图是从《周礼》中稽古所得。
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是他们变革的思想依据。邱汉生先生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为他推行新法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的目的性。”[74]《三经新义》是《诗义》、《书义》、《周官义》。《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和他的学人所共同完成的,如陆佃、沈季长以及他的儿子王雱等。这部书始修于熙宁初年,成书于熙宁八年。其中《周礼义》是王安石亲自执笔写就的。“从跟新法的关系说,《周礼义》最重要。《周礼义》是新法的理论根据,由王安石亲自训解”。[75]关于《周礼义》与新法的关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