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医生在上堂问话时,断然而不客气地表示他认为被告的脑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说了许多关于“精神错乱”和“癫狂”的话,他说照所有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被告在被捕前的几天内,无疑地处于病态的精神错乱状态之下,假使犯了罪,虽然也有感觉,但几乎是不由己的,完全没有力量控制占据着他的病态的、道德上的刺激。但在精神错乱之外,这位医生还看出了癫狂,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进一步会直接发展到完全疯狂的地步(我这里只是用自己的话来转述医生的话,而他当时是用极为科学的专门术语来加以解释的)。“他的一切行动是同常识和逻辑相反的,”他继续说,“姑且不说我没有看见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个惨剧的前前后后,即使在前天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样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意外的笑声。常常没有来由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如‘伯纳德’‘伦理学’以及诸如此类不必要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癫狂状态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那三千卢布,就不由得要爆发出某种不寻常的火气来,而对自己其他所有的失败和屈辱的事情,说起来和想起来都显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后还查明,在这之前,每次只要提到那三千卢布,他也总是会弄到几乎要发狂的地步,可是别人都证明,他这人并没有利欲心,也并不贪婪的。“至于说到我那位学术上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嘲讽地说,“被告上堂的时候,应该目视女人,而不应直瞪着前面,我只能说这样的意见除了含有开玩笑的性质之外,还是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尽管我十分赞成被告走进决定他的命运的法庭大厅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呆板地直瞪着前面,这的确可以认为是他在这时精神不正常的征象,但同时我要肯定地说,他不应该朝左边看太太们,相反地,应该向右边看,用眼睛寻找他的辩护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辩护律师的身上,他的全部命运现在都要依靠他的辩护。”医生陈述自己这个意见时,语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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