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文化学”这一名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李大钊该年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但“文化学”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的事。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1928年,陈序经在其课堂与演讲中都明确提出“文化学”的概念,将之与其他学科并列齐称。同年,谢颂羔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研究》,认为文化包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依次是:哲学—科学,美术,伦理,社会学的惯例,政治与法律,宗教,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人生的极致。在他看来,机械、交通、声光化电只是文化的工具,唯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在该书中,他从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6个方面,对文化学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两年,陆续出版的有关文化学的论著,主要有孙本文的《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叶法无的《文化评价ABC》和《文化与文明》等。此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日本文化学名家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也分别于193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理论译著,对民国文化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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