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人佛学
众多学人研治佛学，是佛学在近代中国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与思想家们为了改革与革命的社会政治目的，试图从佛学中寻求应时救世的精神武器，致使学人佛学勃兴，从而对近代佛学的入世转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近代早期改革思想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晚年笃信佛学，甚至受菩萨戒，皈依佛门，尚有因愤世而遁世的意味，那么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研治佛学，则是以救世为鹄的入世精神的充分显露。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称：“荔轩以治佛学为蹈空。余谓：我国向来治佛学者，大抵穷愁郁抑不得志之徒，以此为排遣之计，故堕于空也。若真能治佛学者，其慈悲热力，不知增长若干度，救世之心愈切矣。救世之心切，则一切有益于群之事，无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关，如谭浏阳其人者，谁谓佛学之空哉！且以经济著名如康梁辈，皆研治佛学之人，如谓习佛便空，则此一辈人皆当息影空山，为方外人，何必抢攘于朝堂之上，以图变法救国耶？公辈既不读佛书，不知佛学之大，而妄加訾议，似可不必。”
康、梁、谭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确实吸收了佛学的精神养料。康有为早年隐居南海西樵山苦读时，就曾“潜心佛典，深有所悟”；随后在长兴学舍授徒，又“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佛学是构建康有为思想体系的重要因子，如梁启超所谓：“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世界大同理想的理论建构，就吸收了佛教的“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等教义。他说：“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在他看来，佛学将是大同世界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