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何给予的问题,教师不应简单地授予学生现成的解决方法,而应整理出这现成方法是怎样得出的,并让学生把这一过程做一遍,得出同样的推理,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推导出他自己的方法。”[25]
这一大洋两岸都熟悉的模仿杜威调查方法,典型地反映了陶对实验主义的理解缺乏深度。
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型
这种肤浅可能部分是由于进步主义以供应外国消费为方式的缘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Dr.Frank J.Goodnow),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一个在纽约著名的进步主义改革家,但却是袁世凯下令破坏议会民主、建立自己独裁时的政治顾问。尽管古德诺加以文饰,但显然他在美国的进步主义不是在中国的同样东西。[26]就杜威而言,或许也是同样的,虽然方式较为微妙。
1919年,多半是因胡适的怂恿,杜威和他的夫人访问中国。而且住了两年,在各主要大学讲课并做了大量公开演讲。当杜威访问南京时,陶作为主人和翻译。这或许是陶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触,值得较为仔细地考察,以看杜威究竟在中国说了些什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