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