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如果说淮河将橘子和枳分出了界限。
那么,横亘在大汉帝国北境的色格河与万里长城,便清晰划分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两个生活秉性不同、习惯不同的民族,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相互冲突,相爱相杀。
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既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深仇大恨,也有昭君出塞的和平时期,双方常常是互有胜负,作为农耕民族代表的中原王朝,也曾封狼居胥,再不济也是能留守江南,偏安一隅。
以大汉帝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自不必说,他们历来遵守安分守己的原则,施行小农经济,小富即安。
而游牧民族,他们生活的区域是降水量线以下的少雨地区。这一区域的水热条件不能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所以,他们只能任由自然植被的生长,利用广袤的大草原去养育更多的牛羊,来生活下去。
但是,牧草的生长速度有限,牛羊的需求无限,牧草的生长是赶不上牛羊所需要的食用量的,于是牧民们就需要不停地搬迁,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