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如果说淮河将橘子和枳分出了界限。
那么，横亘在大汉帝国北境的色格河与万里长城，便清晰划分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两个生活秉性不同、习惯不同的民族，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相互冲突，相爱相杀。
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既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深仇大恨，也有昭君出塞的和平时期，双方常常是互有胜负，作为农耕民族代表的中原王朝，也曾封狼居胥，再不济也是能留守江南，偏安一隅。
以大汉帝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自不必说，他们历来遵守安分守己的原则，施行小农经济，小富即安。
而游牧民族，他们生活的区域是降水量线以下的少雨地区。这一区域的水热条件不能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所以，他们只能任由自然植被的生长，利用广袤的大草原去养育更多的牛羊，来生活下去。
但是，牧草的生长速度有限，牛羊的需求无限，牧草的生长是赶不上牛羊所需要的食用量的，于是牧民们就需要不停地搬迁，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