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国民教育思想中还有两点殊途同归:
(1)很显然,人本主义思想在他们的思想境界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所谓尊重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而无论其在世上的社会的地位如何。同时,两人对自由有着一致的理解,赞同在社会责任、自我约束和纪律性的前提下自由发展个性。
对此,陶行知写道:“然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盖天下之至不可超脱者,有自奴焉!故真自由贵自克。天下之至不可侵越者,有他人焉!故真自由贵自制。天下之至不可忽略者,有公福焉!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自由平等所在即责任所在,天下无责任之自由平等也。人欲求自由平等之乐,而不肯受责任之苦,多见其愈求愈远耳。”[400]
对此,莱希维恩写道:“有一种危险存在了不长时间,有人借严格军训谴责征召服役和军纪。人们想把航船减轻,使之浮出搁浅重新启动,但做法有些过头。突然失去了吃水深度就无法操纵船头和航线。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而且不仅在学校里,即孩子的造就完全靠自己及其先天的创造力。……这种看似解除束缚的教育尝试是建立在对自由的错误理解之上。如果我们先前遇到的是质疑对顺从过于狭隘地理解,那么我们在此碰到的就是对自由破碎的曲解。我们起码要敢于对用这种自由来做教育尝试的做法提出异议。……人们忘记了,任何自由的游戏,任何留有空间的发展同时都要服从于更高的整体;对于人类则意味着,那些有意识的适应和屈从称之为纪律。”[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