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世时,除他本人讲述三民主义外,其他国民党人自然没有资格对三民主义加以阐释。而中共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本不积极,而且有所偏重,如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生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宣传三民主义而不以孙中山本人亲口讲述的《三民主义》原典为准绳,而以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勉强接受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为根据,显然是中共的宣传策略。孙中山的那句名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弥合国共两党分歧,实际却不为中共所认同。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党内通告中提到:“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此后,中共中央在有关决议中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
孙中山在世时,其崇高的威望足以慑服党内异议分子。中共虽对国民党的政策时有批评,但两党基本上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对峙。孙中山去世后,这一局面被打破。最先从意识形态上向中共挑起论战的是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