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作文化的精灵在作怪。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