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