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还发现这种政府特别爱“折腾”:它并不懒惰,十分勤政,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只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而有害,比如新规则会飞快地一个接一个更替,常使官员们无所适从。[82]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不行禁不止:托克维尔看到,国家法令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政府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自己的命令办事,结果条规看起来强硬严峻,执行起来却松软疲沓,如1757年国王关于严禁反宗教或反现行制度出版物,违者处死的条例,实际上形同废纸,根本阻止不了伏尔泰威临文坛和启蒙思潮的盛行。[83]
再次,中央政府因具有全能外观而被赋予过重的社会责任,也极易受攻击。
托克维尔指出,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具备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却因所有中间政权机构的被摧毁而成为人们眼中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首先一些形形色色的改革家,虽目标各异,但都试图借助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而这种认为国家全能的思想也没有仅停留在书本里,它们渐渐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化作了社会习俗。大家都认为,若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甚至种田人都相信,若农业得不到改进,责任主要在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确保公共秩序的责任也唯有政府能够担当。所有人都出于个人需要向政府求助: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政府帮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垄断特权;制造商则常以买卖不景气为借口通过总督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一些大贵族都会常常致信总督申请延期或免除他们必须承担的某些税务。一旦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会向总督要粮食。每个人都会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甚至季节气候异常,都会被认为是政府的错。[8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很难维持其公信力,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