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疑现代理性的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疯癫与权力的隐喻。一般意义上,关于世俗权力的解释学注重权力的起源与合法性、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而福柯将解释学的范围扩及个体生命与权力制度的关系,辅以具体的物象(禁闭场景、规训用具),他对于历史人格(有才华的精神病人、权力体系用以彰显威严的受刑者)的关怀与同情使之观察到疯癫的原始意义与理性话语的专制性,在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发掘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视野“生命政治”。哈贝马斯称之为新范式,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传统的“博学—实证主义”,能揭露现代社会的秘密,“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足以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启蒙的前提”[59]。
第三节 补证与佐证
邦苏桑的诊断需要补证。紫质症发作时,患者尿液里会有过量的胆色素原(PBG)和丙氨酸(ALA),两类物质聚合反应生成卟啉,所以尿液呈深颜色。[60]如果颜色正常,加入乙醛和醋酸钠,摇匀后加入氯仿,若有胆色素原也会变为红色,瓦诺提(Vannotti)列举的紫质症的十余种检测法都是针对患者的尿液。[61]18世纪,医学尚无化验尿液的传统,这可能是卢梭及其医生未提及尿颜色的原因,据此是否能排除卢梭患病的可能?英国医生为乔治三世做诊断时无从化验尿液,又据佩尔菲特(Peyrefitte)的研究,多数情况下病发时尿液呈深颜色(橘红色、红葡萄酒色、咖啡渣色),但也有患者的尿液颜色正常。[62]所以,这不是唯一的确诊依据,而医生也不过于依赖卟啉检测法,“瘫痪和精神问题是很好的提示,尤其是两类症状同时出现时”[63]。紫质症病情反复,症状多样,根据一类症状诊断会出错,综合考虑各类症状和多次发病的相似性有助于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