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主义”在外国作家中也屡见不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就曾专门写过一本“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新月之国里去”(郑振铎语)的散文诗集《新月集》。诗人充满激情地吟咏:“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孩子的世界》)“他们(指成年人)喧哗争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他们的话,好像暗藏的刀刃,渴欲饮血。/我的孩子,去,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他们上面,好像那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孩子的天使》)日本“童话之父”小川未明也是一位“童心主义者”。他认为孩子的心(童心)是新鲜、纯真、洁净的,只有通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孩子的原始心性及自我心性,才可能发现人性,只有以童心为镜子,才可能追求人性。小川未明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儿童文学进程。在童心主义的影响下,日本送别了从民间故事翻版的“故事”时代,迎来了以浜田广介、坪田让治及铃木三重吉的“红鸟运动”为代表的“童心文学”。日本儿童文学评论家山本和夫认为:“大正时代(1912—1925)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犹如决堤之水奔流不息,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童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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