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社会群体间的相互依赖中,首先是在贵族和上升的市民阶层中,埃利亚斯观察到与理性化相连的“个体自我控制”的增长。每个群体出于自我定位的需要,出于将自己所属群体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和确立自己独有的行为习惯的必要,形成了与他者控制(Fremd-kontrolle)无关的自我控制(Selbstkontrolle)。人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复杂的规则化进程,被埃利亚斯形容为如同将无序活动的材料转化为可控的机械装置,就像机器的构造。这种在更高程度上从他者控制到自我控制的转变导致人对情绪冲动的压抑。自我克制、理性化思维和道德感一方面控制身体的本能冲动和情感,另一方面规范人的行为方式。①
人的社会化调整系统能调节人的本能和活动形式,使冲动和行为方式相适应,让人尽量无冲突地在所属的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行为方式应该尽量少地依靠人有意识的控制,而逐渐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克制。
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调节中,埃利亚斯提到了时间的量化对人身体行为的影响:
它影响了文明进程中人的心理机制的变化,对行为方式细化的和稳定的调节使每个人从小开始逐步养成自动控制的机制……这种作用的网络如此复杂和广阔,以至于每个人除了有意的自我控制外,还建立起了一套自动的自我控制系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