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与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也直接影响危机治理的效果。在2003年韩国大邱地铁纵火案中,地铁调度员、火车司机以及地铁乘客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惊慌失措,反应失当,导致本可避免的200多人死亡。2012年5月27日11时40分左右,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行驶至锡宜高速公路宜兴方向阳山路段时,一块大铁片突然从天而降,击中挡风玻璃后,砸向司机吴斌的腹部和手臂,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拯救了24名乘客,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公共秩序。
(二)发展社区自治的应急机制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协调,而且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基础与价值尺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宏观上说,以国家理性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主义”正在趋向衰微,以个人理性为终极价值尺度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也难以植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公共伦理的“空场”。在全面的危机治理中,国家的资源调动总是有限的,国家的社会动员也难以达到社会基层的所有角落,而个人在公共危机的第一时间应对中往往是无力的,这就需要以社区为基础的社区公共理性的培植,需要弘扬以公共理性为核心、以“个人自由加公共利益”为精神实质的“社区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精神价值取向,需要发展有助于公共治理系统的各种社区自治组织,以适应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