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深谙与会代表的期望，以个人身份对本届年会提出六点希望。[28]如何建立社会教育完整系统，谋求学制中的地位，摆脱其“学校教育是粮食，社会教育是点心”[29]的现状；如何确定社会教育实施标准，以实际绩效回击“社会教育是假场面，养老机关”[30]的言论；如何开展以救国教育为目的的社会教育，切实担负起唤起全体民众民族意识的使命；等等。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一一出现在第一届年会的决议案中。且不论解决方法是否有效，但从关注现实这一点上，社教社第一届年会的确“言实相符”，赢得各界代表，特别是地方社教机关代表的拥护自是情理之中，会后以地方社教机关为主体的社员不断增多就是佐证。
当然，社教社第一届年会，亦招致了不少参会社友的批评。如事先未成立提案审查组、讨论议案时大会讨论过多、接洽学术讲演计划不够周详、提案无系统、无各地社教概况报告、议案过多、过于关注理论问题等，这些意见的产生，一是因组会经验不足，如提案审查组、分组会议、提前接洽学术讲演、设立中心议案、增加各地社教概况报告等，均为临时增设，在之后的年会中逐一修正；二是地方社会教育行政机关代表与理事会观念不一致所致，特别是“社会教育理论问题”。对于地方工作在第一线的代表，他们更看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惟目前我们所应共同研究，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者，为各种切要之实际问题”。他们希望多注重实际问题，“如各地民众学校如何使学生众多、如何能使学生发生求学兴味、如何能使学生继续肄业，各地民教馆如何能吸引民众、如何能使民众获得利益、如何能使陈列室生动而有趣味、如何能使图书馆对于民众增加阅览上便利、如何能使民众愿意参加通俗讲演、如何调查民众生活状况、如何改良戏剧，一切一切都是专门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钟道赞认为最没有必要的，是各种刊物研究何谓民众、民众教育之对象、意义等理论问题，“我们觉得今后方针，应少说些理论多做点事业，少讨论原理，多研究实际”[31]。显而易见，地方社教机关代表更希望将年会开成一个工作讨论会。这种观点，与理事会“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并重的理念相悖。北平市民众教育馆馆长戚彬如参加第二届年会归来，向北平市社会局报告年会召开情形，坦露心声：“因四组起草者之见解不同，经一日半之会议，均为理论之发表”[32]。有研究者曾指出“中心议案的设置，使讨论重点日渐转向乡村建设及自治问题，理论化倾向日渐严重”是造成基层代表态度疏离、参与年会热情消退的主要原因，与“年会讨论的中心转换有关”。[33]实际上，是地方基层代表与专家们理念差异所致，早在第一届年会就埋下种子，日渐日彰，不可调和，与年会讨论中心转换无太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