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流水,这都是渐渐遥远的往事了。往后,妻子儿女也随军迁徙到兰州,在兰州一眨眼又是十年。
红薯耐旱耐碱,贪暖喜光,离开关中再往北、往西,因为无霜期短,似乎就不再种植。一斤红薯在关中三五分钱,在兰州街上泥住一个盛过柴油的大铁桶烧烤个半焦半黄,香味洋溢,一斤要七角八角哩。价钱够贵了,可我那妻子只要看见,就非买不可。买一堆儿用手帕儿拎回去全家受用。每当此时,我便深深感到土地在人的精神上打下的印记是有形无形的,同时也是隽永而强烈的。西北偏僻地方从未见过红薯的人家,还有城市高级宾馆里动不动和珍馐佳肴打交道的人儿,遇见红薯,恐怕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兴趣、感情。只是用口腹嗜好来解释,是不成立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位书法家,我们请他留下一帖横幅。他问:“写什么话好呢?”
我未想妥,妻先答道:“就写‘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吧。”
“这不合适。我不是什么官嘛。”我驳她。
她笑了,坚持己见:“人家古代的县太爷还念叨红薯哩,我们这条幅你选择别的诗词也行,只要有‘红薯’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