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实质上是谋求现代人的身份;而退出文学共和国,否定的是现代话语空间,是对法国启蒙精神的批判。本来倡导宽容自由的文学共和国却弥漫着紧张与恐怖,一幅让人心灰意冷的图景,卢梭的转变与此有关。所以,他的隐退不是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的映像。此后在他的观念里,“公众”为“后代人”取代:“后代人会为我评理,面对敌人的粗鲁,这足以安慰我。”[319]18世纪,“后代人”已是世俗意义的心灵寄托,卢梭的不同在于他将“后代人”与“现代人”相对立,完全否定“现代人”的评判功能。他认识到现代历史观的价值,但现代时间序列在他身上是断裂的,他只在意现在的感受,而它们通向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第六节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
——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
启蒙精神以新观念变革旧风俗,而浪漫主义是变革理想受挫后的心理反应,退缩封闭。两种风格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命会有更多的历史意义。青年卢梭与晚年卢梭的不同风格是个人性情所致,也有风俗制度的影响,他在文学共和国的境遇里有革命暴力的起源:个体身份不确定、启蒙精神解体、国家治理失败。这些问题多少会动摇现代人关于启蒙历史的乐观想象。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档案像一湾秋水,水面浮泛着暖的光,但越到深处越是暗,越是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