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预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理学颇有功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