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年,王任叔沉浸在印尼史的钻研中。1964年元旦起,他开始动笔。到1965年底,王任叔已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初稿。遗憾的是,未来得及最终定稿和继续《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一书的写作。
五
1965年11月,各大报上点名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凛冽的“左倾”之风越刮越恐怖。王任叔熟稔的一群作家,一个接着一个挨批。饱经风霜、特别是作为文人的王任叔,对政治气候格外敏感。一天,他把儿子王克平叫到卧室,打开书柜,指着里面满满一大叠稿纸,心情沉重地说:“这些作品大多是1950年代中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但一本也没出版,因为我是出版社社长。今后我再也不能搞创作了,我将尽全力写好《印尼历史》,因为这是党的需要。这些稿件,看来也将由你来保管了。若没有用处,就留作纪念吧。”
王任叔的预感不幸应验。1966年5月,“”如火山爆发,不久席卷全国。虽然王任叔早已被打倒,并不是什么“当权派”,照样受到中联部造反派的高度“重视”。他不仅被当作“老牌修正主义分子”,更被扣上“叛徒”、“反动文艺理论家”帽子。某银行也心血来潮揭发王任叔曾于1954年兑换过“金圆券”,有特务活动经费嫌疑……事实上,王任叔向来对金钱看得很轻。1953年,他主动向组织上交20000元;1966年,又上交16000元;1968年,他再次上交3000元。总共加起来绝对称得上是笔巨款。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谁肯用理智去思考?谁愿意相信“叛徒”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