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安禄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于天宝三年(744)三月,又被授范阳(幽州)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原任平卢节度使依然如故。特别在安禄山离京出镇的时候,玄宗亲自下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皆往钱行。
对安禄山礼仪的隆重,为历来对待武臣所少有。这大大提高了安禄山在朝廷文武官员中的地位。玄宗这样对待他,也是安禄山始料所不及的。
第二年,安禄山又奏:“臣昨讨契丹,军次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劫、李靖向臣求食。乃令立庙,兼伸祷祈。荐奠之日,神宝梁生芝草,一本十茎。状如珊瑚盘叠。臣当重寄,誓殄东夷,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伏请宣付史馆,以彰幽赞之功。”这一回的梦见李劫、李靖“求食”和“庙梁产芝”,与前次“飞鸟食虫”如出一辙,都是安禄山精心设计的欺君罔上的伎俩,目的都是为了取媚于玄宗。而这次玄宗也和前次一样,欣然领受了。这倒不在于玄宗的昏蔽,而是玄宗需要这样忠于自己的蕃将。
在朝臣中,积极保荐安禄山的,除了张利贞外,还有礼部尚书席建侯、户部尚书裴宽和右相李林甫三人。席建侯担任过河北黜陟使,曾表荐安禄山是所谓“公直、无私、严正、奉法”的好节度使,是难得的统军人才。裴宽与李林甫“皆顺旨称其美”。史称:“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山之宠益困不摇矣。”不过,真正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握有重权的李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