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发展，之所以只在西方发生，其理由有二。第一，为防御制度之特色。初期的西方城市，最初为防御团体，即能自行武装、自行训练、在经济上有防备力的人之集合。军队制度是否根据自给的基础，或由一位军事领袖来供给马匹、武器、粮食，这种区别如同经济生产资料乃工人之财产抑或资本主义企业家之财产的区别，在社会史上同为根本的问题。在西方以外，因诸侯军队之成立均在城市之先，故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在极古老的中国叙事诗中，没有像荷马叙事诗中那样驾乘自己的战车以挑战敌人的战士，只有统率军队的士官。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所遇到的亦仅有由士官指挥的军队。在西方，由将帅提供武装的军队与士兵，与战争手段相分离，正如工人与生产手段相分离，同为近代之事。然而在亚洲，此种分离在历史之初期即已发生。巴比伦与埃及军队，均与西方封建军队、荷马时期的民众军队、西方骑兵队以及古代城邦的城市军队不同。此种差异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埃及、西亚、印度及中国的文化演进中，水利问题决定了一切。水利问题对官僚的存在、附属阶层对国王官僚体制运行的依赖和依附者阶层的强制性服役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国王通过对军事的完全控制行使他的权力，这是由亚洲与西方军事组织的差异所致。在亚洲，皇家的文武官员从一开始便是此种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而在西方，原来并没有这两种人物。宗教组织为战争自行装备的形式，使城市有了成立与存在的可能。的确，在亚洲亦有类似发展的萌芽，我们在印度发现了与建立西方意义的城市相似的关系，即武力自给与合法市民权的结合。例如，一个人若能为军队提供一头象，便可成为自由城市梵加列的正式市民。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骑士间也彼此争战，而且建立了可自治管理的城市。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开端随着以水利制度为基础的大王国的出现而逐渐消失了。只有在西方，这种发展才能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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