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疑现代理性的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疯癫与权力的隐喻。一般意义上，关于世俗权力的解释学注重权力的起源与合法性、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而福柯将解释学的范围扩及个体生命与权力制度的关系，辅以具体的物象（禁闭场景、规训用具），他对于历史人格（有才华的精神病人、权力体系用以彰显威严的受刑者）的关怀与同情使之观察到疯癫的原始意义与理性话语的专制性，在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发掘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视野“生命政治”。哈贝马斯称之为新范式，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传统的“博学—实证主义”，能揭露现代社会的秘密，“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足以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启蒙的前提”[59]。
第三节 补证与佐证
邦苏桑的诊断需要补证。紫质症发作时，患者尿液里会有过量的胆色素原（PBG）和丙氨酸（ALA），两类物质聚合反应生成卟啉，所以尿液呈深颜色。[60]如果颜色正常，加入乙醛和醋酸钠，摇匀后加入氯仿，若有胆色素原也会变为红色，瓦诺提（Vannotti）列举的紫质症的十余种检测法都是针对患者的尿液。[61]18世纪，医学尚无化验尿液的传统，这可能是卢梭及其医生未提及尿颜色的原因，据此是否能排除卢梭患病的可能？英国医生为乔治三世做诊断时无从化验尿液，又据佩尔菲特（Peyrefitte）的研究，多数情况下病发时尿液呈深颜色（橘红色、红葡萄酒色、咖啡渣色），但也有患者的尿液颜色正常。[62]所以，这不是唯一的确诊依据，而医生也不过于依赖卟啉检测法，“瘫痪和精神问题是很好的提示，尤其是两类症状同时出现时”[63]。紫质症病情反复，症状多样，根据一类症状诊断会出错，综合考虑各类症状和多次发病的相似性有助于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