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实质上是谋求现代人的身份；而退出文学共和国，否定的是现代话语空间，是对法国启蒙精神的批判。本来倡导宽容自由的文学共和国却弥漫着紧张与恐怖，一幅让人心灰意冷的图景，卢梭的转变与此有关。所以，他的隐退不是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的映像。此后在他的观念里，“公众”为“后代人”取代：“后代人会为我评理，面对敌人的粗鲁，这足以安慰我。”[319]18世纪，“后代人”已是世俗意义的心灵寄托，卢梭的不同在于他将“后代人”与“现代人”相对立，完全否定“现代人”的评判功能。他认识到现代历史观的价值，但现代时间序列在他身上是断裂的，他只在意现在的感受，而它们通向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第六节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
——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
启蒙精神以新观念变革旧风俗，而浪漫主义是变革理想受挫后的心理反应，退缩封闭。两种风格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命会有更多的历史意义。青年卢梭与晚年卢梭的不同风格是个人性情所致，也有风俗制度的影响，他在文学共和国的境遇里有革命暴力的起源：个体身份不确定、启蒙精神解体、国家治理失败。这些问题多少会动摇现代人关于启蒙历史的乐观想象。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档案像一湾秋水，水面浮泛着暖的光，但越到深处越是暗，越是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