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应变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之后，一天傍晚，她父亲回到家里时对她说：“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高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时，查尔斯有时候能靠近那儿，他要是能到达窗口旁边——这取决于许多未知的情况和偶然机会——他认为，你如果能站在街上我指点给你的某个地方，他或许能看见你。不过，我可怜的孩子，你是看不见他的，而且即使能看见，你要是露出一点认出他的样子来，那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啊，我的好父亲，快把那地点告诉我吧，我要每天上那儿去。”
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天气，她都要在那儿等上两个小时。每当时钟敲响两点，她就已经站在那儿了，一直待到四点，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要是天气不太阴湿不太冷，能带上孩子，她就带孩子去；别的时候，她就独自一人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那地方是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的拐角处，又暗又脏。这角落里唯一的一所小屋，是个锯木柴的工人的棚屋，其他几面都是墙。她上那儿去的第三天，那工人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种称呼方法这时已经成了法定之规。前不久，这还只不过是在那些更彻底的爱国者中间自发形成流行开的，而现在，却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