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批评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不守旧”、“不盲从”、“此时此地的需要”等作了辩解和进一步的解释，并力言“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声称“中体西用”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然而，这种辩解没有切中要害，“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都是以民族性为文化选择的最高价值尺度。力辩与“中体西用”的区别本身就可以说明，以民族性的防堤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
二、围绕“全盘西化”的论辩
“全盘西化”作为在这次论战中与“中国本位”对立的口号、主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有人认为前者是因为反对后者而发生的，这是一种误解。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个词。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两个词一个可译作“全盘西化”，一个可译作“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