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进人晚唐，被外来文化“激活”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已不复存在，各种消极因素纷纷滋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由鼎盛而走向了没落。政治动乱、国家分裂、篡权就君、纲纪败坏、战火不熄，几乎近百年间，分出了不少国家，更迭了好些朝代——’这便是以“乱”著称的五代十国。君臣、父子的宗法伦理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赢弱的宋王朝建立后，其国家政治状况已远不如汉、唐了。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维护其王朝的稳定，宋太祖不得不乞怜于伦理纲常秩序的重建，以加强思想上的控制。
于是，中国社会进人了被称之为“务实”的“后儒”社会。
显而易见，仅限于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已不足以控制整个社会了，何况玄、佛两家的本体论，已对这种关系予以了极大的冲击，几欲陷于崩溃。所以，伦理史观或道德哲学——历史哲学，不足以适应这么一个“务实”的后儒社会。要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就得对只注重伦理实践的前期儒学或伦理史观加以改造与熔铸，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于是，实用理性史观或实用理性——历史哲学，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
有人说，自先秦以来，中国就存在这种实用理性主义思想，这话不假。《老子》一书，满可以视为“君人南面之术”。但是，把实用理性引人历史哲学之中，这毕竟是“后儒社会”的事了。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伦理社会中，以孝为先，恐怕更重的是伦理秩序与历史的关联，而到了宋代，已感到这种伦理秩序不足以维系皇权统治，实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