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②
1972年，以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为代表的一批俱乐部成员，发表了轰动世界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强调地球资源是有限的(Nonrenewable Resources),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经济增长导致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①这一报告触发了关于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充满活力的争论。大多数情况下，乐观主义者相信未来的技术进步会开发新的能源、克服资源限制和控制环境污染问题。但悲观主义者指出，快速的人口和GDP的增长与已经存在的大量环境问题一起发出警告，人类已经处于其经济活动超越地球承载能力的危险中。总之，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空间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普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这迫使人类开始正视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文明形态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