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设立内库以减轻民赋，并声明“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诏裁减国用：“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用大计。”令户相度裁减，条析以闻。宋高宗依样画瓢：“朕以纪纲坏乱之余，悼师旅凋残之极，国用窘而费广，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时，安避改作。命内外佳人、省台寺监职事官、监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内各述所职及己见的确利害，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条具以闻。”宋神宗即位后，要求“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并叫司马光、腾甫等人商讨裁减国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