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与陶行知年龄相仿的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出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人自我概念形成所起的作用。“那时（私塾）的先生真的能‘因材施教’呢。聪明的学生，给他多学一点。愚笨的学生，给他少学一点。不举行划一的公共考试，引起所谓竞争。倒用个别的指导，个别的考察，以资鼓励而促上劲。对于学问的获得是如此，对于品格的训练也是如此。其实学业的成就从私塾先生的眼光看来，还不及道德的培养来的重要呢。孔子不是说过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品行为上，读书次之。”[33]由此可以佐证，以“品行为上”的私塾教育，给予陶行知的不单在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自我概念的形成和保持认知自我与理想自我间的一致性。
1906年，因家庭原因和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慧眼识珠，陶行知得以免费进入崇一学堂读书。崇一学堂是基督教内地会在安徽设立的一所教会中学，正式名称为“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校长由教堂的牧师、英国人吉布斯（Gibbs，汉名唐进贤，又作唐敬贤）担任[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