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名分礼教观，最终还是由天命论来支持。司马光思想上缺少哲理，比较肤浅，这是一些理学家如程颐所不满的地方。司马光着重从现实、从用人上论历史的兴衰，同样为理学家看不起。加上司马光在评论历史人物和从实际出发编纂史书，和天理的教条不一致，凡此都说明司马光和理学有相通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程颐对《资治通鉴》有微词，司马光修《通鉴》的助手范祖禹，另写《唐鉴》，在观点上和司马光有相当大的分歧。理学家包括后来的朱熹等都批评司马光。朱熹把司马光列入宋代理学家“六先生”中，但“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44]。其原因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认为历史的盛衰完全为“理”所支配，整个中国历史依据天理流行情况分为两个阶段，用他的话来说，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这是一种历史倒退论，也是为把史学纳入理学的范畴中去，“会归理之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