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好了。走了那么一圈又一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领受。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而勉强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之于史册。我很想听听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两千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学者因为犯罪进了监狱，又没有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大升大跌只在瞬息之间，不必有清晰的逻辑，结果，司马迁的政治生命反而得到了第二次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