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批评家把进步主义运动与杜威联系起来,认为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担任着理论指导家的角色。但是,正如李尔奇所说:
事实上,当进步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的时期,杜威并没有和它发生直接关系。而且与其说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倒不如说他是这个运动的批评者。“儿童中心学校”这个术语在杜威的词汇中是没有的,其他像什么“创造的自我表现的教育计划”和“学生的积极性”等提法,一再使他表示惊愕。杜威认为进步教育只满足于反抗,甚至激烈地反抗旧教育的顽固性,而不致力于教育上的核心问题。……杜威并不忽视个人才能的发展,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同进步主义者是有区别的,这反映在下列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杜威常常注意到社会的联系和社会的需要。第二,他从不把个性看做是孩子固有的东西,而是看做通过指导的教与学习得的。他说,精神生活不是自发的。它需要积累和分别汲取别人的经验,并通过连续学习而获得进步。所以,杜威从来没有讲过要放弃有组织的教材,或者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在于对学生和题材具备知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