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法庭和听众面前，已经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德发日夫妇没有把这份材料和在巴士底狱中缴获的其他东西一起公之于众，而是保存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让人诅咒的家族姓氏，早就受到圣安东尼人的深恶痛绝，并把它编织进了那本索命簿。在当时当地，绝对没有人能凭他的德行和功绩抵挡住这样的控告。
对这个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控告他的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公民，是他的亲密朋友，又是他妻子的父亲。当时，人们的一个狂热愿望是，效仿古时的一个颇成问题的公德，要求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作为牺牲奉献到人民的祭坛上。因此，当首席法官说（要不这么说，他自己的脑袋也就摇摇欲坠了），这位共和国的优秀医生，由于根除了一个万恶的贵族世家，更应受到共和国的尊敬，而且，由于使女儿成了寡妇，使外孙女成了孤儿，他无疑会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喜悦时，法庭上下有的只是疯狂的激动，爱国的热情，没有丝毫人类的同情。
